肯吉尔营的暴乱短短几天时间内被彻底的画上休止符号，并没有出现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提到的“肯吉尔营自由的四十天”。

　　并不是所有劳改营的囚犯都能获得保释，倒霉的索尔仁尼琴非常郁闷，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旁的舍友斯特连科夫正在收拾行李，将不需要的生活物品一并留给自己。劳改营内其他人陆陆续续的离去，然而他却始终没有等到特赦的消息。

　　对于这位同样在肯吉尔劳改营服刑的“俄罗斯良心”，赫鲁晓夫可没有什么好感，相比较于其他幸存者稍显客观合理的回忆录，索尔仁尼琴的书中充斥着颠倒黑白是非傲慢与偏见。所谓的长篇纪实文学古拉格群岛就像一篇科幻小说，将那些卑劣的黑手党，反苏的纳粹分子在墨水下摇身一变，变成反抗苏联残暴统治的自由斗士。6

　　赫鲁晓夫并没有在一个极端的民族保守主义小丑身上看到所为的“良心”，或许在这位日后“久负盛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面前，第三罗马的俄罗斯帝国才是他内心真正的归宿。12

　　虽然日后还会出现其他的索尔仁尼琴，但至少现在赫鲁晓夫不会让他踏出劳改营半步。

　　伴随着小插曲的落下帷幕，赫鲁晓夫有惊无险的遇袭震惊了克里姆林宫，不过让中央委员会成员更惊讶的是他的致歉演说。

　　莫洛托夫向马林科夫抱怨赫鲁晓夫的擅作主张，这家伙完全利用这次劳改营特赦的机会为自己捞取政绩资本，而且身为三朝元老的莫洛托夫自始至终的认为赫鲁晓夫向劳改营特赦犯人的道歉严重有损党的威严。

　　然而马林科夫的一番话打断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抱怨，“话虽如此，不过莫洛托夫同志，在当时那种不敢百分百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你敢站在义愤填膺的囚犯面前面不改色的斥责反苏维埃份子吗？”

　　听到这个问题，没有经历过残酷战火洗礼的莫洛托夫愣住了。

　　马林科夫见他不在说话，默默的叹了一口气，望向落满厚厚积雪的针叶林，说道，“现在一切都成定局，你还想再说什么，是不是有点晚了？”

　　倒霉的贝利亚出局之后，赫鲁晓夫已经成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权势最盛的一位。不单背后有苏联军方高层的一致支持，甚至以目瞪口呆的速度接管了内务部，牢牢的将权力攒握手中。1

　　莫洛托夫不再说话，自讨没趣的转身离去。

　　只有马林科夫一人站在原地，一言不发的看着远处的雪林，最终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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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杜甫仁科稍显局促的坐在赫鲁晓夫的办公室外等待着，看着神情专注的不断批改文书的赫鲁晓夫，不敢说话。1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接到克里姆林宫书记处的电话召见自己，上一次见面四个月前，正值贝利亚倒台之际，杜甫仁科向赫鲁晓夫反映举报曾经拍摄过《攻克柏林》电影的导演奇阿乌列里与贝利亚勾结的罪证，为其粉饰美化唱诵赞歌，成为揭发罪证的第一批材料。

　　啪嗒。

　　赫鲁晓夫放下手中的钢笔，揉了揉发涩的眼睛，走出办公室向杜甫仁科寒暄。

　　“好久不见，杜甫仁科同志，让你久等了。”

　　杜甫仁科连忙站起身，恭敬的弯腰说道，“赫鲁晓夫总书记，好久不见。”

　　他小心翼翼的问道，“不知道您将召见我有什么事呢？”

　　“不急。”

　　赫鲁晓夫招呼杜甫仁科坐下，解释说道，“您知道我之前负责舆论和意识形态宣传这一块的，我也深知从朋友口中听到的批评总比在敌人口中听到的恭维要有益的多。”

　　门外的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瘦高身影出现在办公室的门口。对方谦逊有礼的敲了敲门，然后走了进来。

　　而杜甫仁科看到眼前的温和平淡的男人，瞬间神色紧张的站在一旁。前中央宣传部部长与真理报的总编辑，也是笼罩在所有文艺界人士头顶上看不见的阴云。

　　苏联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的具体负责人，灰衣主教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9

　　“米哈伊尔同志。”

　　之前赫鲁晓夫成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的主要权力仅集中宣传和意识形态上，他向苏斯洛夫介绍面前的稍显拘谨的导演，“这位是我的好友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杜甫仁科导演。”

　　苏斯洛夫毫无架子的伸出手，客气的握手说道，“你好，杜甫仁科同志，我之前看过你拍摄的《肖尔斯》和《米丘林》，非常不错。”

　　杜甫仁科谎称惶恐的握手寒暄，随即赫鲁晓夫招呼俩人坐下。其实苏斯洛夫也好奇为什么赫鲁晓夫会突然召见自己，他耐着性子等待对方先开口。1

　　赫鲁晓夫没有直接开口，而是转头询问道，“米哈伊尔，你觉得这两年我们在舆论宣传上的情况如何？”

　　苏斯洛夫没有直接开口，而是表情凝重的摇了摇头，最终小声地说道，“其实，日丹诺夫的去世是对苏联文艺界最大的幸运。”

　　其实他不开口，赫鲁晓夫也猜到了内心的想法， 1936年对中央文化宣传部的改组，以党代政的趋势更加严重，这个党的机构实际上包揽了对全国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各领域方方面面的领导，使权力更加高度集中。三十年代中后期，除史学领域的批判外 ，还在思想文化的其他领域，包括文艺、哲学、甚至自然科学和技术应用领域，都一一进行了整肃和镇压。日丹诺夫发动了1946到1948年以文学为突破口的意识形态大批判运动。日丹诺夫以这期间一系列文艺问题的讲话和1947年在全苏关于《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而闻名。展开了对一大批作家和文化人的大批判、大斗争和大镇压。

　　日丹诺夫在《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首先提出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后来在哲学讨论会上又进一步揭露堕落腐化的资产阶级艺术，还把爱因斯坦作为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加以鞭挞，同时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原子物理学家”的“怪想”。2

　　更首开对对文艺作品、学术著作和一切精神产品最粗暴的鞭笞者。他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用不堪入耳的语言咒骂和侮辱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讽刺作家左琴柯。最后还把左琴柯开除苏联作协会籍，开除公职，引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大镇压运动。使大批作家和文化人因此而遭受灭顶之灾。7

　　日丹诺夫上面所有这一切作为，都是开先河之举，都可称为是对苏联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管理体制的奠基之作。

　　气氛显得有些凝重，杜甫仁科有些不安的看着陷入沉思的赫鲁晓夫与苏斯洛夫。

　　俩人似乎都在考虑着同一件事。

　　不单单是政治上的解冻，文艺界也同样需要一场思想解冻。2

　　突然，赫鲁晓夫开口说道，“亚历山大同志，现在有一个名垂电影青史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愿意抓住机会吗？”

　　还没等对方回答，赫鲁晓夫继续说道，“我想拜托你拍摄一部魔幻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

　　“什么电影？”

　　杜甫仁科还没反应过来，赫鲁晓夫继续说道，“《苏维埃解体之后》。”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