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究竟是正值中期，还是已到暮年，该怎样判断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砍它一刀，然后看它的再生能力。

　　比如说正统年间的明朝，就很明显是中期，虽说已经无力大规模开拓了，但是在朱祁镇把京营带去土木堡送人头之后，于谦还能迅速组织十团营接着打。

　　而王朝晚期的典型，就是崇祯年间的明朝，在关外和皇太极打了松锦大战，在关内和李自成、罗汝才打了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州五场大战，以致精锐丧尽，虽然理论上还有数十万大军，可是根本没有能力去组织它们。

　　此时麻城县的情景，正明明白白地表示，大顺朝眼下正在中期。

　　襄京方面，虽然皇帝离开，但是一应措施仍在继续，襄京不比京城和西京，那些地方旧贵云集，皇帝不亲自抓，就办不成事情。而襄京附近的主体是世兵的底层，也就是当年“抵死为贼抬架铳炮”的中原百万饥民的后代。他们之中会稳定地每次科举都产生一些中下级官员，偶尔出个大官，也算是迈进了统治阶级的门槛，但是离真正能对国家决策说得上话还有很大的距离。

　　世兵的土地就那么点，几代分家下来，就变成了一大堆分散的小农，他们的土地很稳定，通常来说至少在明面上不会被兼并，再加上朝廷的优惠政策，贫穷世兵的子弟也能稍微受一点教育。而他们又与一般的小地主不同，其地位与皇权绑定很深，这正是皇帝最喜欢的阶层。

　　教官即将到位，襄京的新军开始招募士兵，理所当然要以这些自己人优先。把世兵家庭那些继承不到土地的次子三子招进军队，既忠诚可靠，又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

　　襄京的这支“新军”，其实就其组成来说还是一支旧军队，罗盛茂这样的勋贵子弟，但凡有一点人样，敢上战场刷功勋，就塞进新军当军官，其他候补军官主要是军学中成绩好的学生，还是以世兵为主体，再加上世兵的穷亲戚们组成的基层士兵，这就是一支标准的“李家军”，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祖上和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有什么关系。

　　在麻城这个“革命老区”，新军也在城门外设了一个招兵处，这里人满为患，还有人从附近的黄安、黄陂、罗田等地赶来。

　　二百年前，大别山黄、麻一带的奴仆响应张献忠，杀主人，分其田。那些改投顺军的明军士兵只是觉得大顺比大明好，起码大顺还知道发军饷，而这些起义奴仆中的底层才是对明末农民战争最拥护的，从世代为奴到世代为农的飞跃，让这些人不避矢石，在闯西两军中都打出了黄麻兵的响亮名头。

　　农民起义能消灭一部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救一时之急，却解决不了麻城多山、人多地少的根本性问题，所以越是老区越穷这种事在大顺朝同样适用。最初分田的时候，一个兵可能也就分二十亩地，死后两个儿子一分家，再娶妻生子，还是勉强饿不死而已。

　　在广州、杭州这样的地方，世兵身份很了不得，有的世兵甚至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发展成了大地主，而在麻城，世兵有什么稀奇的，当年打江山时，谁家没死几口人？

　　世兵有自己的教育系统，但是世兵太多，财政根本负担不起，还是要靠世兵出身的官员出钱捐助，所以办出来的教育当然是做官人家的子弟优先。至于贫寒世兵家庭的子弟，念在祖上同袍之谊，允许你们在教室后排乃至窗外蹭课，至于你家太穷，需要孩子干活，没法脱产读书，那人家就不管了。

　　麻城的底层世兵后人非常贫穷，有的甚至跑到汉口、武昌打工去了。唯一的一点“特权”，就是一旦遭灾，多半会优先救济这些世兵集中的地方，每天给他们一碗粥，让那些没有土地可以安置的人死于营养不良、伤风感冒，别直接饿死。

　　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能当得上兵，领军饷，那真是人生最高理想实现了。毕竟现在的大顺还是标准的王朝中期的状态，不至于把大头兵饿死。当兵要打仗，固然凶险，可是他们都敢在19世纪做穷人，这点风险算什么。

　　与招兵处这边热火朝天的景象不同，招兵处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李西平正在被自己的领导一顿数落。

　　“朝廷所定的上任期限，乃是迫不得已时的最后期限，你还真卡着最后一天来？麻城这边的事情千头万绪，大家都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两个人用，就因为你没到任，好些事情迟迟推进不下去……”

　　毕竟只比李西平高一品，诸葛阳宁也不能真的劈头盖脸把李西平骂一顿，但还是忍不住教训李西平一番。他在麻城这里忙得脚打后脑勺，李西平倒好，一路上游山玩水。在长沙看完演武会，又途经岳州、武昌等地，一路上不紧不慢，最后卡着期限到任。

　　李西平倒不在乎，又不是没经历过这个，这就和在原来的世界，领导问他为什么踩着点上班、为什么一下班就走一样。

　　诸葛阳宁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现在他确实是忙，以至于没时间和李西平多计较。比如说这个招兵处，本来是李西平应该负责的工作，但是现在诸葛阳宁只能自己盯着。

　　本来招兵处自有新军军官负责，麻城县出个场地，派几个人维持秩序、打扫卫生就可以了，但是在招兵过程中，出现了很严重的冒籍问题，于是招兵处要求县衙门派人核验户籍。顺朝的世兵没有清朝的八旗那么牛的独立户籍，他们的户籍也是归县里管的。本来有一个负责户籍的外委县丞，可是他这些日子去乡下去清查隐户问题了，一般的官员也闹不清楚世兵的户籍问题，二百年的时间积累下了一堆烂账，诸葛阳宁只得亲自出马。

　　诸葛阳宁没有太多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直接带着李西平一行七人进城，见一下县里的主要官员，一般的佐杂官员以后慢慢认识，主要是县丞和其他四个外委县丞。四个外委县丞本来都在城外，都是知道李西平来了特意赶回来的。

　　卡里姆、特里帕蒂、拉赫曼这三个印度哥们不会跟着李西平来麻城，李西平在武昌把他们交给了当地的驻军，他们得坐船去襄京，到那里加入新军。陈思舜、潘如在、锤子、魏伯焘、魏仲恺、吴老二跟着负责接待的吏员去了李西平的住处，李西平则跟着诸葛阳宁去了县衙花厅。

　　算上李西平，小小的麻城县居然配了六个县丞，算得上很离谱了。在李西平那个世界，一个县有六个副县长并不稀奇，但是按顺朝的制度，这五个外委县丞都不是吃空饷的，就很稀奇了。

　　正牌的县丞叫单梓桂，是在麻城时间很长的旧人，因为诸葛阳宁总是不在，所以平时负责主持县衙的日常工作。

　　外委县丞虞五绝，干过好几任繁难之地的县丞，经验丰富。把正牌县丞调来当外委县丞，一般来说属于贬官，但是他的调令中特意给他的俸禄提到了七品级别，也就是说，只要在麻城干得好，这里的任务完成之后，他基本上板上钉钉是要到别处做七品官的。虞五绝是诸葛阳宁最主要的助手，负责户籍、钱粮问题，任务最重。他昨晚刚刚才从乡下赶回来，现在还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感觉像八百年没睡过觉了。

　　外委县丞刁藏春是贵州学派的门徒，和李西平在长沙见到的何四友是师兄弟，他负责整顿麻城的儒学、军学，并扩大教学规模。他之前在贵州是搞乡村教育的，成绩不错。

　　虽说世兵才是大顺朝的自己人，但并不代表皇帝就不信任科举文官。正相反，顺朝的皇帝一直很清醒，科举制保证的是王朝的下限，稳定地从庶族地主中产生一批批官僚。全靠文官，可能屁事都办不成，可要是不靠文官，那就得天下大乱。对于皇帝来说，世兵和儒生并没有本质差别，都不能独大，也都不能不用。像刁藏春这样有真本事的儒生，德明帝也并不介意他们暂时管管军学。

　　贵州学派这种“传教士型”的战斗儒生，管理军学的数学、历史、体育等课程也不成问题，虽然不懂军事，不过德明帝期望麻城军学培养的本来就是胥吏而非军人，也没什么大碍。但如果反过来，让军学出身的人去管那些四书五经、子曰诗云的科目，他们是真管不明白。所以，既然教育方面只设一个外委县丞，那么还是让刁藏春这样懂实务的儒生来管更合适。

　　外委县丞梅文山，从知名度来说可能与李西平不相上下。他本来是京城的一个捕快，虽说顺朝不再把胥吏视为贱役，可是捕快想做官还是难得很，一般人到退休能熬到一个未入流的典史已然不易，梅文山却四十多岁就做了八品官，可见他的本领。

　　梅文山在京城时以“神探”著称，屡破奇案。前段时间固侯白宪遇刺，还有人提议请他回去破案。他来麻城做外委县丞，主要负责刑狱诉讼、缉拿盗贼、清理积案。

　　外委县丞栾西河与诸葛阳宁最熟，他也不是科举正途出身，是从河道上靠手艺吃饭的小吏爬上来的，在襄京做过坝官，懂水利。这次来麻城带了一整个团队，负责麻城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良。以顺朝的组织能力，这种事在全国推开纯属白日做梦，但是在一个县里试试还是可以的。

　　诸葛阳宁自己是武举出身的，六个县丞中有三个科举文官，两个由小吏擢为官，再加上李西平这个军功得官的，比例很平衡。

　　认识了这几个同事之后，李西平感觉有点瑟瑟发抖，这几个大佬中间，怎么混了我这么个废物？

　　这几位都是七品、八品的“小官”，要是从皇帝或者李天悦的视角来看，他们都是芝麻绿豆一样的人物，毛利明元这个师爷就能碾压他们全体。不过李西平很清醒，既然过去他在老家的时候，需要把副区长当成了不得的大人物，那现在又怎么敢瞧不起县丞呢？能爬到这个位置的，必然有过人的真本领，就算是吹牛拍马上来的，能吹到这个位置那也是骗术大师了。只要不是上位者心血来潮给自己的亲信赏赐权力，凡是按正常流程提拔起来的，至少不会太差。

　　而李西平对于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是很清楚的，他能做到八品官，真是时也运也命也，这里面有太多巧合的成分。虽然他的功劳的确也不是瞎编的，可是论起实务工作，他管过的事情真没有多少。

　　诸葛阳宁很直白地说：“既然李大人来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也能轻一些，请李大人说说之前做过的公事，我们重新分配一下权责。”

　　李西平决定实话实说，这不是面试，就算说得不好，诸葛阳宁也不能把他撵走，要是吹牛太过，真的给他分什么重任，办不好那是要砸锅的。麻城这个试点可是皇帝盯着的重点项目，官不大责任不小，还是别贸然给自己揽活。

　　李西平说：“下官本职是管拜上帝教和西洋国家事务的，在崖州管过善堂，再有就是招安矿工时，参与和矿工的谈判。”

　　诸葛阳宁显然对于李西平的成色早有心理准备，他早就看过李西平的履历，知道这种军功得官的新人不可能有太多工作经验，所以本来也没打算交给他什么民政方面的重任。

　　不过与李西平想的不同，诸葛阳宁可一点都没觉得李西平是个水货。李西平觉得自己做的那点事不算什么，可诸葛阳宁清楚，大顺朝眼下没有多少可以和穷人交流的官员，尤其是拿着武器的穷人。那些矿工已经杀官造反，李西平却还能赢得他们的信任，最起码说明他在战场上没逃跑。这样的人就算很多能力有欠缺，也是应该尊重的。

　　诸葛阳宁说：“我过几天要下乡，不能一直盯着招兵处。户籍的事，李大人新来乍到，怕是管不得，就让单大人来吧，李大人负责新兵的生活起居。单大人手头赈济贫民的事情移交给李大人。麻城没有修会，僧会、道会、医学三个衙门归李大人调派。”

　　李西平对这个安排相当满意，分给他的是县里最没用的三个衙门。僧会、道会就是管和尚道士的，与他之前的工作差不多。医学也好办，他和孙乐安相处那么久，虽说不会治病，但日常工作还安排得了。

　　然而，诸葛阳宁又说：“梅大人这些日子一直在乡下查案，把快班的人都带走了，弄得县城的治安都没人管了。壮班暂归李大人调遣，负责维持招兵处的秩序，缉拿县城附近的盗贼。有不明白之处，可问典史徐大人。”

　　李西平自是只能应下，县里七个人的领导班子，只有诸葛阳宁和他是武官，管县城治安这活分给他理所当然。

　　但是这还不算完，诸葛阳宁接着说道：“刁大人打算开一门英语课，也交给李大人了。李大人还能教什么科目？”

　　在这方面倒不用谦虚，教课总比抓贼轻松，李西平在广州见过顺朝军学的水平，知道自己当老师没啥问题：“只要熟悉一下教材，就能教数学、历史。”诸葛阳宁对此很满意：“历史老师不缺，数学你且用用心。”

　　负责学校的刁藏春说：“麻城学校改制，不以科举为第一要务，关键是要给穷苦读书人一个出路，是以不论儒学、军学，都增加胥吏学问，语文只求文理通顺即可，数学要深学，以田亩清丈、赋税核定、农田水利所需为准。至于这英语，我是想，既要血丧师订约之耻，那起码要知道英国山川地理、物产人口如何。现在学生只知地图上有个英吉利国，这是不成的。李大人洋务造诣远胜于我，一应课程事务自决便是。若要购买书籍，尽管开列，经费不必担心。”

　　很显然，皇帝对麻城学校的要求就是再培养一些像现在的麻城县衙这样的团队，几百人空降到一个县去，丈量土地，重新制定税收标准，清理积案，如果有可能的话，在进行一些农业改良。既不至于全面触动天下士绅的利益，又能模仿开国的过程，给王朝增收延寿。

　　任谁都看得出，这种招数绝对是治标不治本，全国州县数以千计，这样一个个整顿得整到什么时候去？不过毕竟是开国快二百年的王朝，还有勇气去治标就已经很不错了，也没必要要求太多，反正多培养些懂数学的学生肯定是没错的。

　　刁藏春直接提出设英语课这一点，李西平完全没想到。不过仔细想来，这也合理，贵州学派儒生的课程本来就参照了欧洲传教士那一套，要学苗语、壮语、侗语、土家语、彝语等语言。不过是在县城的学校加一门外语课，又不是设京师同文馆这样的大动作，刁藏春能做这件事也不奇怪。

　　虽然不知道刁藏春这样的人在天下儒生中算泯然众人还是凤毛麟角，但既然这种毫不迂腐的人能被放到这种重点项目中来干活，那就说明此时顺朝的风气至少对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是不反对的。虽然这条路早晚要走不通，可那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至少在眼下，洋务运动那种建新军、办工厂、开学堂的做法对于顺朝还是有益的。这才1842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富国强兵，别再打出鸦片战争这种憋屈仗，其他的还得后人解决。

　　虞五绝和栾西河的工作与李西平关系就不大了，只不过他们下乡需要麻城本地人配合，壮班也得出几个人，既带路，也干点体力活。另外要县里出几个医生，到乡下施衣舍药，以改善官府形象，这都不是什么大事，交代一声就行。

　　李西平来到这个世界后开的所有会中，这一次是最快的。大家互相之间谁也没说几句话，事情就交代完了。

　　德明帝选诸葛阳宁来做麻城县令还是有道理的，办事效率是真高。开完会之后已经是中午，他留大家在县衙吃了碗面，大家都仿佛是把面往嘴里一倒，转眼便吃完了，李西平却还剩半碗，吓得他赶紧狼吞虎咽，差点把自己噎死。吃完饭也没有午休这一说，喝口茶，一抹嘴，大家各自散去，李西平被诸葛阳宁打发到招兵处去。

　　李西平心说，要是大顺的官都这么勤快地办正事，天下早就海晏河清了，在崖州的时候，英国人打过来时许乃邦都没有诸葛阳宁这么急。

　　与崖州官场混日子的时候情况不同，麻城的这些官员都是成绩突出，前途大好，被特意调来的，只要在麻城干几年，做出成绩，将来高升是必然的事情。诸葛阳宁是皇帝钦点的，其他几位不知道来历，皇帝应该不会直接接触这个层级的人，但肯定也不是抽签抽来的，应该有高层举荐。

　　既然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注视下，那就算本来是贪官懒官，也能立刻学好，何况这几位本来就是精英。崖州的官员就不同了，天高皇帝远，不出事就是上上大吉，除了吕渭滨这个坐探，剩下的大部分都在熬工龄等退休呢，谁卖力谁是傻子。

　　至于李西平自己是怎么到麻城来的，李西平觉得应该是通过李天悦的关系。看麻城这六个县丞的配置，很明显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自己就是管兵的那一个。应该是皇帝把这个举荐的名额给了身在前线的李天悦，让他调一个懂军务、品级合适的人来，所以李天悦就选中了自己。

　　但是李西平死活想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被李天悦看上的。真要是让他带兵打仗，他不说一窍不通吧，也好不到哪去，维护治安这样的工作也并非他所长。李天悦手下能人应该不少，怎么就偏选中他了？

　　既然想不明白，那也就只好暂时置之不理了，招兵处那里正有一堆的事情等着李西平。

　　此次新军招募，总共招兵三千人，设了五个招兵处，分别在襄京、麻城、南阳、商州、夔州，各招六百人，但是这段时间到麻城报名的就已经超过三千人了，而且人数还在持续增长。

　　招兵的要求是必须是世兵子弟，但是就大顺朝这户籍制度，怎么可能搞得清二百年前的亲戚关系。一般来说，不会有明明是世兵子弟但是没登记的情况，但是想冒充世兵子弟也再容易不过，各地衙门出具的文书证明并不可靠，给管户籍的小吏几两银子，就可能给自己换个祖宗。这些小吏很多也是世兵子弟出身，操作起来非常容易，家谱上添几个名字的事而已。

　　招兵处的招兵标准，首先是优先招父兄当过兵的。其次就是农民优先，最好是家里有永业田的，要是自己没有永业田，最好也是父兄有永业田或者是乡下小地主。最后，因为要使用新式操典，此次招兵比较倾向识字的人。

　　至于那些在乡下生活不下去，到城里打工的人，原则上来说是不招这些人当兵的。在武昌、汉口这种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工人运动”是家常便饭，工人已经学会了组建自己的行会组织，会推举代表和雇主打官司，会在罢工的时候进行经济互助，大顺朝廷可不希望这样“不老实”的人进入军队，还是保守封闭且碎片化的小农子弟更符合皇帝的需求。

　　但是，也不能明着不许人报名，只能用身体条件、名额有限等各种理由卡人。所以，招兵处每天都充斥着各种纠纷。新军的待遇是按照每日都要操练的选锋兵来设的，月饷五两，所有人都是争破了头想进。有一些家中有一些土地的人，也愿意把土地委托给别人耕种，自己来当兵。因为不是报名之后立刻决定是否录用，而是要等到报名期满之后再从所有人中筛出六百人，所以人越积越多，麻烦也越来越多。

　　李西平很庆幸自己不用去分辨户籍，不过管理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也不是什么简单工作。诸葛阳宁事先对于大量人员聚集有所准备，但是他也没料到人会这么多。报名者中有钱去住小旅馆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需要县里安排住处。麻城的僧会司和道会司临时修缮了一些破旧庙宇供这些来报名的人安身，可是当人数超过一千五百人时，这些庙宇便不堪重负了。

　　此时已是初冬，露宿是不成的，就只能硬挤，能住十个人的房子塞进去二十人。僧会司和道会司在县城附近拼命寻找空房，可还是杯水车薪。

　　也好，挤一挤还能暖和一些。虽然冬天要到了，但是麻城并没有给这些来报名的人准备柴炭的份额。这些人中有不少很穷困，连冬衣都没有。医官多次强调，再这么冻下去，万一有人发病可是会出事的。不过就算有柴炭，也不好办，因为好些房子连烟道都没有，烧炭取暖和烧炭自杀没什么分别。可如果要改造房子，又需要经费。

　　德明帝办事急躁的毛病，在这里显现了出来，麻城县一下子铺开了太多改革项目，配套经费却没有跟上，一旦遇上招兵这种临时项目，立刻出现缺口。诸葛阳宁为了出政绩，又不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上级要经费，就这么硬挺着。

　　住宿、穿衣、取暖的问题都有麻烦，吃饭的问题也不小。原本准备的粮食菜蔬供应一千人绰绰有余，供应两千人便捉襟见肘，供应三千人，那简直是要了亲命。

　　当发现人数增长速度太快时，诸葛阳宁又调运了一批粮食，作为一个成熟的封建官僚，对粮食问题的起码敏感性他还是有的，总不会把人饿死。不过眼下这些报名者吃得非常差劲，一天两大碗加盐的杂粮稠粥，蔬菜完全没有。麻城市面上是有蔬菜供应的，可是县衙没有买蔬菜的经费。虽说比起灾民来，这些人算是幸福的了，但是对于准军人来说，这样的供应标准就不太合适了。

　　更要命的是，招兵处那些从襄京来的军官和士兵还在要求提高待遇，他们总共三十二个人，天天都要吃肉、吃蛋。带队的是个五品的都尉，比诸葛阳宁还高着两级，谁敢和他们争辩。

　　一个地方聚集了三千吃不饱穿不暖的青壮年，治安状况如何不问可知。因为怕被抓住之后影响前程，恶性案件倒暂时还没发生，但是盗窃案的数量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了。有些案子说是盗窃，其实就是明抢明夺，当着主人的面拿了东西就跑。

　　有时候盗窃不成功，就和本地农民打起来了，这样的被抓住之后肯定要取消报名资格。但是大部分盗窃案是抓不住的，所以还是不断有人偷鸡摸狗，挖别人菜窖，乃至拆篱笆当柴烧。梅文山虽然是神探，可对于这种案子也没辙，最简单的、毫无技巧的犯罪手法，反而最难对付。

　　就连上厕所都成了天大的问题，诸葛阳宁事先盖的那几间厕所根本不够用，招兵处附近遍地屎尿。

　　为了弄清情况到底有多糟，李西平回到上午挨诸葛阳宁骂的那间小屋，先把僧会、道会、医官、壮班班头四人叫来询问情况。

　　一问才知道，自己这个工作还真不是一般地困难，问题不是出在工作上，而是出在这四个下属身上。

　　当然，比起当初在崖州做修正时李西平手下的“四大天王”，这四位还是强了不少，可他们明显没强到能适应麻城这么复杂的工作的程度。

　　僧会武于新、道会申四岳，这两个人和崖州的丘文庄不同，虽然是科举文官出身，但是的确信奉佛教和道教，武于新是在家的居士，申四岳干脆就是道士打扮。麻城没有多少宗教事务可管，这二位平素还是干婚丧嫁娶的活多一些，要是有大户人家出殡，他们出面组织和尚道士去念经，以此创收。

　　僧会和道会也负责一些社会慈善工作，比如说收殓路倒尸，还有穷人家死了没钱买坟地，就送到武于新那里去火化水葬，找个老和尚念段经，让儿女落个心安，相信父母已经往生极乐了。

　　最关键的寺观产业问题不归僧会和道会管，缴税时和其他民间土地一样，还是由县衙及该管巡检司的户房去征收，一旦发生土地纠纷，也得到县衙门来告状。这样一来，僧会和道会除了度牒发放和组织点文化活动之外，基本上没啥权力。

　　这次诸葛阳宁让他们负责修整废弃庙宇，他们既没有人，也没有钱，好不容易从户房弄了点经费来，根本没见着银子，直接就从户房转给承包工程的工头了，工头的姨夫是户房书办的二叔。武于新和申四岳俩人平时净是搞宗教文化工作，对此没什么经验，根本处理不了，只能由着户房和工程队。

　　医官叫莫德荫，有个外号叫“莫得医”。李西平和孙乐安相处久了，对于顺朝的医官有些过于高估。来麻城这一路上，才知道孙乐安已经算这个时代的医学家了，一般医官们普遍水平不及孙乐安。而莫德荫的水平照平均水平还差一截，他的药店经营得比孙乐安红火得多，可是问起卫生防疫问题却一问三不知。至于本人医术如何，从这个外号里也能略知一二。

　　莫德荫现在负责招兵处的食品保障，当李西平问起他对于解决食品短缺问题有什么思路，他也只能干愣着说不出话。

　　壮班的情况更糟糕。班头姚大郎上任的时间不长，之前是阴阳学衙门下属的管打更的更夫头。之所以让他做壮班班头，是因为在上任麻城县令被罢的那起窝案中，原来壮班的主要吏员被一锅端了。上一任壮班班头直接人头落地，因为他是本地最大的销赃窝主，多次伙同盗匪谋财害命。

　　姚大郎是隔壁罗田县的人，到麻城上任没多久，就在晚上打更时碰上壮班的人夤夜销赃，他不敢举报，也不敢同流合污，于是借着母亲患病，办了个停薪留职，躲回家去了，母亲去世后又在家守孝。直到麻城窝案结束，才敢回来上班。因为麻城原本的官吏落马太多，实在缺人，姚大郎就因为年资高被提拔为壮班班头。

　　壮班经过了大换血，原来的人绝大部分就算没判刑也被辞退了，只剩下一些无关紧要的打杂的人。还有许多人只存在于花名册上，花钱买个名额挂名而已。

　　理论上顺朝不存在徭役，但是实际执行的时候，强制征调百姓的事不可能杜绝。说是必须给工钱、管饭，可多半是工钱极少、吃得极差，如果是农忙时节，为了那点仨瓜俩枣的工钱耽误农活非常亏。所以就有人花钱在壮班挂名，虽然这种名额没有工食可领，但是衙门强制雇工的时候能躲过去。

　　姚大郎的人品比前任好很多，但是他重建的壮班，比起前任带的团队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壮班的待遇很差，除了班头是领工资的薪俸吏，其他编制全都是每月只给三斗米的工食吏。所以那些应募来做壮班的人，要么是想借胥吏身份为非作歹，要么是实在穷得没辙要混口饭吃。这样的团队别说维护治安，自己不偷不抢就很不易了。

　　为了迎接新来的县丞，今天早上姚大郎特意点了个卯，不算那些只挂名不领工食的，壮班有一百人的编制，他只招了五十二个人，因为各种原因请假的有十一个，只到了四十一个。

　　李西平没追究姚大郎吃空饷的事，因为他知道这在顺朝的基层在平常不过了。这空饷也不是姚大郎一个人吃，而是整个壮班的人一起吃。每月三斗米的工食实在是太少了，如果要求他们不偷不抢，不吃白食，不敲诈勒索，那就只能容忍他们吃空饷，否则连正常的生活都很难维持。

　　壮班需要守城门，四个城门三班倒，一班两岗，这就用了二十四个人，还有十个给虞五绝和栾西河去做向导和杂工了。所以，李西平这边剩下的“机动兵力”只剩下七个人，得靠这七个人去维持三千人的治安。

　　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钱和人两方面的捉襟见肘。

　　钱，德明帝自然还有，但是恐怕不会再往麻城投了，麻城的改革是一个试点，要论证德明帝的改革思路能否行得通，将来能否全面铺开。假如改革需要花费巨资，和增加的税收根本不相称，那就等于试验失败了。

　　人，以封建王朝的组织能力，想在王朝中后期做续命改革本来就是极难的事情。这套陈腐的官吏体系，表现成现在这个德行就是正常发挥。虽然诸葛阳宁从襄京带来了一批军学学生过来，但是绝大部分都拨给了虞五绝，用于清丈田亩，土地问题才是给顺朝续命的核心问题，别的都是细枝末节，李西平现在执行的这种支线任务与麻城改革的目标并无直接关联，只是不得不应付的公事，根本不可能分到军学学生。

　　顺朝当然也有更多的军学学生，但是与经费问题同理，如果一个县的改革都需要拨千八百个军学学生，就证明这种改革根本不是大顺朝玩得起的，试验等于失败。

　　李西平听他们四个人把工作中的困难挨个讲了一遍，总结道：“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要解决住房问题，但是没有房。要解决伙食问题，但是没有钱；要解决治安问题，但是没有人。”1

　　申四岳说：“大人高见，正是如此。”

　　李西平扶额长叹：“早该想到啊，天下哪有白领的俸禄。”也对啊，他和李天悦无亲无故，真要是轻松的好差事，李天悦难道缺狗腿子吗，何必推荐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