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戴安娜剧院爆炸案真正的起因,关在米兰圣维托雷监狱内以绝食抗议警方不审判不释放政策的马拉特斯塔和他的几名同伴在牢房中得知姗姗来迟的消息后同样表达了震惊的心情。
在1914年6月的“红色周”,马拉特斯塔成功引领意大利中部的大罢工和大骚乱的时候,他同样被人民漫无目的的破坏与混乱吓了一跳。他感到自己这些无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被人民的浪潮裹挟着越走越远,因此开始呼吁无政府主义者追求的“革命”应当是“社会革命”,而不是“恐怖革命”。
因此在狱中原本绝食抗议的几人立即停止了抗议活动,并且对外做出声明说,“这是一场疯子组织的‘暴行’,只会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服务。”
墨索里尼注意到了此事,在《人民报》上用讲地狱笑话的口吻说道:“那些饿着肚子做抗议的‘革命领袖’现在终于‘大快朵颐’了!……用二十余人的生命还有一百多人的伤残做下酒菜!他们终于可以在监狱食堂里填饱肚子了。”
马拉特斯塔的这份声明的确起到了作用。原本米兰警方给他定下的罪名足够他在牢内坐完余生。可如今,已经没有人再关注这名“过气大V”的一举一动了,甚至连公诉人也不再认为他是“危险分子”。
从某种程度上讲,戴安娜剧院大屠杀拯救了马拉特斯塔,但这是以更加沉重的,政治生命的死亡为代价。
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遭到了沉重打击,左翼阵营的其他政治派别同样不好受。自爆炸案发生伊始,各种猜忌就环绕在意大利最大的左翼政党社会党的周围。即使是在无政府主义者被缉拿归案后,意大利公众仍然相信社会党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同谋——毕竟他们都准备要推翻意大利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
即使是一贯以激进观点示人的PCI(意大利共产谠),其内部会议上对于全国声讨的浪潮也表现得犹豫不决,一筹莫展。
“没想到法西斯分子竟然如此歹毒……”在PCI中央书记处的常规会议上,几名PCI的创始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开口,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最后实际上的党政一把手博尔迪加憋出来了一句话,“这一定是法西斯分子伪装出来嫁祸于我们的案件。”
听到博尔迪加发言后,众人之间的气氛才逐渐缓解下来,纷纷点头,把那几个缉拿归案的无政府主义者“开除左籍”。1
“可是……”已经处于冷板凳上的邦巴奇沉默了好久之后才出声反驳说,“我们要不要发表一份谴责恐怖袭击的声明来缓解党的舆论难处?”
“邦巴奇同志。”博尔迪加以不满地口气对他解释道,“这件事已经不单单只是恐怖袭击,法西斯分子,还有他们的带头人墨索里尼,已经把这场袭击案件演变成了针对全部左翼的政治事件。戴安娜剧院爆炸案的事实与否不重要。”
“对!这是我们的‘布朗热运动’,‘德雷福斯事件’!”博学多才的葛兰西引用了两次动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事件加以比喻如今时局的危险性。作为PCI的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在PCI内的影响力随着他的学识才华而逐渐上升。
在政治之前,那毕竟是二十多条人命啊,笃信天主教的邦巴奇闷闷不乐地想到。但是他遵从党的纪律,耐心回答说:“可是假如我们不发表声明,无法挽回公众的信任。”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落入墨索里尼的圈套了。”葛兰西拿着手里的一份《人民报》,指着上面的标题。《人民报》上赫然写着:国会议员墨索里尼已经提出《爱国者法案》,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遏制恐怖主义并团结意大利。
墨索里尼在4月份以议员身份与其他右派的十多名议员共同拟定了一份《爱国者法案》的草案,大体意思上就是要求所有意大利政治党派必须提交其党员名单,以此确保各个政党与恐怖主义无关,然后还要附带有个人签名的“爱国誓言”——发誓效忠意大利祖国而非背地里做外国势力的代理人。1
趁着全国沉浸在愤怒和悲伤心情中,墨索里尼已经把社会主义者应该要如何剖腹验粉设计好了——要么坦诚地承认自己是意大利公民,忠于意大利祖国。要么拒绝这份议案,这又在某种程度上与拒绝效忠祖国、搞恐怖袭击划上等号。这样一来,墨索里尼就可以进一步攻击社会主义者的“祖国”在莫斯科了。
墨索里尼作为议案倡议人,已经大肆作秀,把自己宣誓忠于祖国的签名公之于众。还有不少右派议员也忠于他们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立场,欣然在忠诚誓言上签字。
葛兰西挥舞着手中的报纸振振有词地说道:“这是墨索里尼试图分裂我们的诡计。拿假大空的祖国幌子,让我们主动向政府投诚。而政府——我们都明白,他们和法西斯分子沆瀣一气。这就是一张陷阱。”
“对。墨索里尼,还有背后支持他的那些资产阶级媒体已经让公众相信,只有支持《爱国者法案》的人才是清白的,以是否愿意签署忠诚誓言这一绝对的二元立场上来分辨敌我。签了,就是爱国,就不是恐怖主义。不签,就是外国间谍,就是恐怖分子。”
PCI的其他政治局成员对如今的政治走向基本有了判断,所以对邦巴奇主张的澄清多加反对。他们愿意澄清事实,即PCI不搞炸弹袭击,不搞恐怖主义行经,并且谴责造成惨案的罪魁祸首。但PCI绝对不可能支持《爱国者法案》——这只不过是借着戴安娜剧院死者的鲜血玩肮脏的政治游戏而已。
只不过邦巴奇作为政治局内唯一的“不和谐”声音显得尤为刺耳,他被PCI的同僚们觉得软弱,是个有“小资产阶级哭哭啼啼软弱心态”的革命者。反过来,邦巴奇也觉得自己处于一个自己参与创建的,但又格格不入的政党。他的同僚们精于政治分析,精于马恩列宁主义,可他只是一个热情蓬勃的街头工人运动家,而PCI奉行的地下工作原则又完全与群众隔离开,让他如鱼离开了水。
“总之,我们要发动工人起来反对《爱国者法案》通过。”博尔迪加最后拍板说道。
邦巴奇心想,在这个民意完全扭转过来的风口,非但不组织工人去哀悼死者博取社会同情,反而跳出来反对《爱国者法案》,这不是坐实了社会舆论对我们的猜忌,令民众更加不同情于工人阶级吗?
可是政治局不信任邦巴奇,不喜欢邦巴奇,他也闷闷不乐,不再出言反驳。沉默地遵从党的纪律,在举手表决后开始履行表决通过的内容——发动工人群众反对《爱国者法案》。
虽然邦巴奇对理论的理解较为粗浅,但他在群众之间活动那么多年,在民意风向和群众运动这块的经验显然是比他那些地下活动的同僚们要高明的。
当墨索里尼得知意大利总工会又在酝酿罢工运动时,不失时宜地继续调动民意炮轰意大利左派说,这些家伙都是互相包庇犯罪同伙的“布尔什维克”,强化了意大利公众对工人阶级以及背后指挥他们的OCI是“莫斯科间谍”这一概念。1
与此同时,意大利社会党也因为《爱国者法案》发生了分歧。以菲利波·屠拉第为首的改良主义者认为,意大利社会党,首先它是一个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因此这个党是服务于意大利的,而不是莫斯科。因此他们决定坦然地接受这一法案并在忠诚誓言上签字。2
可是这样就踩中了墨索里尼的圈套了。他在《人民报》上对公众科普并分析了所谓的共产国际。根据意大利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这一事实,假如意大利社会党人签字效忠意大利祖国,那么他们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是否存在同时效忠意大利和共产国际的“双重效忠”?于是墨索里尼要求意大利社会党人必须退出共产国际,进一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到了这一步,塞拉蒂也看出来这是墨索里尼的套中套了。他反对退出共产国际,这是为了自证清白而完全顺着法西斯的操纵一步步误入歧途。可是屠拉第等议会改良主义者急于挽回所谓的“公众信任”,或者说在资产阶级操纵下的公众舆论,进一步同意了退出共产国际的要求。
可是塞拉蒂极力反对如此,意大利社会党内的中派与右派于是产生了第二次分裂。屠拉第认为,既然意大利社会党不愿意脱离莫斯科的“操纵”,那么这个党已经与意大利社会主义无关了,他以及其他七十多名社会党右派代表决定共进退——要么退出共产国际,要么他们分离出党。
根据新一轮的表决结果,意大利社会党再一次分裂成两个社会主义政党。意大利社会党完全变成了以塞拉蒂为首的中派政党。而菲利波·屠拉第、吉亚科莫·马泰奥蒂为首的右派另外成立了一个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名为意大利统一社会党。
就这样,庞大的意大利社会党在戴安娜剧院爆炸的余波中再次一分为二。1
一边是三个不同主张、各自为战、互有埋怨、遭到公众怀疑的社会主义政党,一边是以墨索里尼为绝对领袖,受到社会各界以及政府、军队和教会大力支持的法西斯党派。胜负的天平已经朝着墨索里尼的这边倾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