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元军内讧与斩使断交】
对曾在历史上盛传的“神风之说”，不妨先搁一边。
依据当时的对于九州的进攻情况来看，元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元军的主要将领之中，高丽方的洪荼丘和金方庆二人矛盾很深，而被少贰景资射伤的刘复亨，更是全然失去了斗志。
金方庆所部高丽军在百道原之战中的出色表现，也不免使诸将心生妒忌。
在当晚忻都、金方庆等主要将领进行了作战会议上，金方庆提出“我兵虽少，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请复决战。”然而主将忻都则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敌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
忻都的话不免遁辞之嫌，可能是他宁愿借故退兵，也不愿意让金方庆抢到大功。但是这却断送了本已经胜利在即的军事行动。《元史 日本传》中，作为远征军撤退原因的所谓“官军不整，又矢尽”，恐怕就是这些人糊弄元世祖忽必烈所用的借口罢了。
已故著名社会史家网野善彦先生，在其通史名著《日本的历史10：蒙古袭来》一书中所作的推测，可能比较接近事实，当夜确实存在风雨，但是并不是能够倾覆元军舰队的大飓风，但是风雨却大大动摇了征战整日劳累不堪的远征军将士的本就不甚坚定的斗志。
毕竟他们之中的大部分是由被蒙古征服的民族，所构成的附庸郡，完全是被迫抛家离口上战场的，根本没有积极的作战意志——从而导致了蒙古和高丽将领的意见对立与激化，最终导致了这一次军事行动的功亏一篑。
此战之际，龟山上皇或祈请皇祖神灵击攘外敌，或使神社寺院进行“异国降伏”的祈祷，京都朝廷除完全依靠乞灵与神佛保佑外无计可施。作为幕府，不但要命神社寺院修法降伏敌国，还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强化现实的防御力。
幕府首先基于为了面对强大的外敌侵略，而能举防卫之实，光依靠幕府的军事组织是不可能实现目标的认识，期待本不属管辖范围的非御家人武士参加战斗，或积极地动员之并置于守护的指挥下。
幕府在还没有接到蒙古军队撤退消息的12月1日，就命镇西东方奉行大友赖泰将九州之住人立战功者，即便不是御家人的群体也给予恩赏的消息布告当地，稳固军心士气。
另外在同一日，下令安艺国守护武田信时，若外敌来袭之际，不光是地头御家人，“本所领家一领地之住人”也必须要动员起来进行防战，守疆土，尽忠义。
本来以幕府不介入为本所领家一领地，对当地住人的动员权为统治原则，在强大的外敌来袭的事态时，也很轻易地被朝廷授予“择机应断”之权。
尽管对西国的守护下达此命令，是在元军撤退以后，实际在“文永之役”期间并未得到实行，这一点也是对幕府统治的基本原则的大幅修正，必须在幕府政治史上予以重视。
因为“文永之役”元军的撤退，确实来得太过于突然，幕府认为未受大挫的元军在日后，必定会再次袭来，就正式地强化了沿岸的警备。
为此，对异国警固番役进行整编，在1275年2月，大体完成了由九州诸国各自分担春夏秋冬每季三个月，在守护指挥下顺次勤仕警固番役的体制。
据《比志岛文书》记载，轮番顺序大体如次：春天1到3月，由筑前和肥后的御家人武士承担，夏天4到6月，由肥前和丰前承担，秋天7到8月由丰后和筑后承担，冬天的10月到12月则由日向、大隅、萨摩分担。
接着，为加强薄弱的长门警备，动员周防、安艺二国的御家人进行长门的警备，而且还追派了备后国御家人，结成四番众，以应来袭。
并且在四月，幕府为宣示决心之坚定，将到来长门室津，前来宣谕招抚的元朝使团扣押，遣送镰仓问罪。
年轻气盛的北条时宗或是不忿元朝的无礼，或是利用此事来进一步强化“德宗专制”的威信，于八月将携玺书而来的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高丽国郎将徐赞及书状官董畏在镰仓龙口斩首示众。
日本风俗看重死的仪式感，使臣们临刑时留下了绝命诗。杜世忠诗云：“出门妻子赠寒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傥配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
何文著诗云：“四大元无主，五蕴悉皆空。两国生灵苦，今日斩秋风。”
徐赞诗云: “朝廷宰相五更寒，寒甲将军夜过关。寺内高僧申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此文后来成了明清、江户艺人的开言。）
撒都鲁丁可能是色目人不懂汉语，董畏可能是因为不会作诗，没有绝命诗留下。
镰仓幕府对外封锁了杀五位使臣的消息，元朝未能马上得知，至元十六年（1279 年）又派周福、栾忠两位使臣前往日本询问消息。二人在九州一登岸，就被斩杀于博多湾。
正是这一次杀使，杜世忠等人被杀的消息才传回元朝。2
两国交兵而斩来使，一般来说都是为了“立威”，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妥协的决心。镰仓幕府的斩使却对外封锁消息，并无立威的目的，似乎只是为斩而斩，应当是出于内部强化政权的目的，但对已经征服“四宇八荒，天涯海角”的蒙古人来说，无异于是受到了一种羞辱。
这种羞辱更让经过蒙古帝国内战，才终于登临皇位，希望能通过对外扩张竖立起威望的忽必烈大为恼火，立即下达了再征日本的决定。
通过两次“斩杀使节，断贡绝交”的事件，元军的再袭便成为了必然。
为此，认为有必要更大地加强防御力量的幕府，便免除了对从事异国警固的御家人而言可以说是最重的义务——京都大番役，使其能够专心于防备任务。京都大番役则完全改由在京武士承担。
幕府为了增强战斗力，越过原有框架，动员本所一圆地的住人，为了兵粮的供应补给，征发本所一圆地的年贡得分和富豪的藏米。为此要同朝廷进行交涉，预备处理同庄园本所之间可以预想的到必定会发生的纠纷，需要强化六波罗探题的权责。
1275年（建治元年）十二月，幕府任命北条时国为“二月骚动”以后出缺了的六波罗南方探题。引付众二阶堂行清、三善政康、伊贺光政随时国上京赴任。这样六波罗得到了充实，更加强化了幕府对西国的支配和统治。
幕府通过配置强力的守护使，对御家人的指挥和命令更为彻底，以强化警固番役来加强沿岸的防备。顺着这守护强化政策，在文永之役后在北陆、山阴、长门、周防、九州进行了大规模的守护更迭，其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同北条氏并肩，安达泰盛一派在镇西、西国获得了大量的守护职。
这不仅意味着得宗与安达氏的政治联盟的扩张，同时在另外一方面也是御家人、得宗被官两派激烈竞争的结果。
幕府在着实地进行外敌迎击的准备的同时，暨于文永之役时很多武士没有拼死作战，就颁布追加法，并谴告御家人：与外敌交战中若有怯敌之举，将给予严厉处罚。并且，得到明年四月蒙军将会袭来的情报的幕府，在1280年（弘安三年）12月，下令御家人以下的军兵互相协助，在守护指挥下尽忠作战，并命守护要赏罚严明，明示违反军令者将会面临严厉的处罚。
这期间，幕府还认为与其坐等敌人进攻，不如起而反击。
1275（建治元年）年12月，幕府制定了以明年三月为期，以少贰（武藤）经资为大将派军远征高丽的计划。基于这个作战，在下达了以镇西为主的御家人动员令的同时，为了编组水军，不仅对镇西，还对山阴、山阳、南海道诸国的守护下达了根据大将少贰经资的指示，将管内的舵工和水手送往博多的命令。
不过，幕府还基本平行地制订了以博多为中心，在从北九州到长门各要地建造阻止外敌登陆的石造壁垒的计划。其开工时间据说是1276年（建治二年）3月，由除远征参加者之外的御家人负责分担。
这个两头计划中，远征计划执行到了哪一步并不清楚，至少是看不到实行了的痕迹。恐怕是因为幕府觉得，同时实行两个计划过于困难，眼下先致力于比较现实的壁垒建造吧。
有种看法认为：在两个方案的选择之上，平赖纲派与安达泰盛派存在着分歧，哪一派主张哪一种方案姑且不论，幕府在倾尽全力之下，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终于完成了壁垒的建造。
一方面，元朝在文永之役后，使南宋残余彻底降伏，制定了日本再征的计划。命江南四省建造战舰600艘，也命令高丽修造兵船900艘。接在在1280年（弘安三年）8月，创设“征收日本行中书省”，完全做好了战备。
元朝大军的再次来袭，基本如幕府所得到的情报一样，在第二年、1281（弘安四）年发生了。此时的远征军，是由范文虎率领，由南宋人编成的“蛮子军”与蒙古人、高丽人、“北方诸族汉人”所编成，仍由忻都、洪荼丘指挥的四万东路军组建的。
兵力同舰船数量，都有文永之役时的五倍规模之大。
5月，从合浦出发的东路军，入侵对马、壹歧，6月6日占领了博多湾口的志贺岛。
幕府军则从海陆两面发起攻击使之败走，同时据守在博多湾沿岸的石壁，阻止企图登陆的蒙军。蒙军也对长门发动袭击，为当地守军击退。东路军在登陆失败后，经过壹岐退据肥前鹰岛，等待江南军的到来。
一方面，从庆元（宁波）出发的江南军，在6月下旬终于到达肥前的平户岛，同东路军会师。当7月末蒙军正要经鹰岛登陆九州，准备出发的时候。因为偶然袭击北九州的台风之故，舰队船只或遭到严重损坏，或沉入海底，第二次远征亦告失败，此即所谓“弘安之役”。
好不容易成功保卫了国土的幕府，在战争刚结束的8月，再次订立了外征计划。计划以少贰经资或大友赖泰为大将，以三国御家人组建远征军，此外决定征发动员大和、山城的“恶徒”（其中包括兴福寺的僧众和“国民”）。
可以认为这是苦恼于“恶党”蜂起的幕府，想要将他们的势力用于外征，同时通过将幕府统治的矛盾外移的手段，来作为解决方案，所以制定了这样的政策。
但是，这个包藏祸心的提议，由于遭到了兴福寺为首的僧众抗议，计划没有任何进展，也没有实行了的痕迹。
同时，幕府为了防备蒙古的第三次来袭，更加强化了防御态势。弘安之役一结束，北条时宗的叔父北条时定就作为北条一族的代表派向九州，代少贰经资为肥前守护，接着又任北条时业（后改兼时）为播磨守护，防备“异贼”侵入濑户内海，同时重新命令东国御家人赴西国担当防御任务。
同时禁止九州御家人擅自上京和远行，应象往常一般毫不懈怠地勤仕要害的修固和防备任务。幕府的警备态势，终于变得恒常化了。
异国警固番役，在起初之时以一年中诸国结组各勤三个月，各国警固的场所不作固定为原则。但是在弘安之役以后，通过石壁的建造，确定了各国的守备区域（译者附注：即由建造者负责守备自己建造的一段工事）。
并且一年都由其国的御家人戍守。这样到1304年（嘉元二年）以后，又对原来的方式进行改换，将九州诸国组成五番，当番国要整整戍守一年。
这大概是幕府感觉到负担太重，其时来寇的危机又多少减轻，才改为新方法的罢。但是，因为外寇威胁，这样的守备军役以及石壁整修的课役无法废绝，并一直继续到幕府垮台，这个负担使御家人深受其苦。
幕府为了统治九州，又在1284年（弘安七年），由从关东派遣的三名上使同九州的三名有力守护作为“合奉行”进行搭配，设置了三组合议裁定机关，各管辖九州九国中的三国。
这个机构不到两年就被撤消，代以在1286年（弘安九年），在博多设置了镇西谈义所，但关东御家人前往九州戍边的滥觞却没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在防备外寇最前线的九州，因为要完全地将外寇侵袭抵挡下来，社会的构造性矛盾激烈地表露出来，这以诉讼的急增，作为其表象显示出来，但是九州御家人为打官司（包括文永、弘安两役的恩赏申请）放置防御任务不管而赴镰仓幕府或六波罗府，均不被允许。
并且因为他们干犯禁令,参诉关东之事不绝,幕府认识到有设立镇西独立的诉讼审理机关的必要，故设置了镇西谈义所。但是，谈义所的权限在原则上,只限于所务沙汰，杂务与检断沙汰,只到守护这一层级来负责，许多恩赏与诉讼无法裁决。
之后，以1292年（正应五年）的高丽来牒为契机，第三次外寇的危机感开始加大，第二年，幕府以北条兼时作为最高指挥官派遣到博多，兼时与同时派遣的北条时家虽然都拥有以防卫外寇的军事指挥权为中心的听断之权，被称为“镇西总奉行”，但是却没有发出表示判决的裁许状的权限。
从这一点，可以认为镇西总奉行是从镇西谈义所，到镇西探题的过度的权力机构。
无论是谈义所也好还是总奉行所也好，都不过是个诉讼传达机构，乃至下级裁判机构，无法阻止镇西御家人参诉镰仓府及六波罗府的申状。
于是1296年（永仁四年），一直担任长门、周防两国守护的金泽实政被派遣到镇西，在其管下设置了评定众和引付众，始使之兼备了军事统帅权及实质的诉讼裁断权，镇西探题正式得到设立。
幕府还频繁派遣北条氏一门，任领周防、长门二国守护，协助镇西探题防备外寇入侵的同时，获得远超其他守护的权责，并管领备后、安艺、出云、伯耆等国的事务。
合一称为防长探题，和镇西探题一样延续到幕府灭亡，管理当地的御家人统制以及警固番役的处理。
日本能免于蒙古的侵略，是前述由自然的力量所带来的偶然的结果，也是因为以受到日本远征的征发的江南地区的为首南宋遗民、辽东契丹、女真，与安南、高丽等国内此起彼伏的起义，使得元朝被迫放弃了三征日本的缘故。
另外也是镰仓幕府，将原有势力范围外的庄园本所一领地的住人编入军队，举一国之力奋战的成果。光这点，抗元战争对之后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就可以说是相当之大。
首先第一点，如前所述，幕府以防御外敌为名，获得了动员西国的庄园本所一领地的住人，与征发年贡物资的权则。
这一点意味着幕府的统治权力，已经越过朝廷任命，与地方豪族深入乡里，对社会形成了极强的掌控力。
不仅如此，以蒙古袭来为契机，守护对国衙机构的掌握得到了推进。原来适用范围只限定于“关东御分国及其庄园”的幕府关于寺社修造的命令适用于全国，是在以“蒙古袭来”为契机的弘安年间以后的事。
同样，原本幕府直接的赋课对象只在关东御分国及关东御领，造伊势神宫役夫工米、大尝会米等“一国平均役”的征集权全国性地落入幕府手中，也是1311年（应长元年）以后的事。
从这个动态来看，武家权力大幅度地干涉了公家政权的管辖范围。可以说决定了武家政权对公家政权的优势的契机正是蒙古袭来。可以认为，后来将本所领和武家领一起置于统治之下，以守护掌握国衙机构为基础的室町幕府体制的萌芽，已经在这时局部地清晰地表现了出来。
蒙古袭来，不仅给公武两政权的关系带来很大的变革，也给武士社会本身以很大影响。
幕府在防备外寇时，“为增士卒之员数”（《实相院文书》），将庶子从惣领的影响下解脱出来使之独立，以对其单独进行统制。
另外通过守护强化地域的统率权，也促进了作为幕府统治的基础体制的惣领制的解体，由于动员非御家人参加异国警固番役，也使得御家武士同非豪民商贾的界限变得不分明，特别是在九州地区。使得御家人身份变得不安定。
另外，如前面所见的一样，不少御家人因为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没落，由于对蒙战争增大的负担又给予其重击。他们即使向幕府寻求恩赏，因为同国内战争不同，无法获得从敌方没收来的土地，所以无地可赏。
御家人之中迅速没落，与将先祖传来的领地卖给非御家人及高利贷者越来越多。这样，以蒙古袭来为契机。御家人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并且，北条德宗利用蒙古袭来的危机，极力集中权力，以图强化其专制统治，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